第79章 拨冗去繁（1 / 2）

宋徽宗崇宁四年二月十四，巳时初二刻，现代时上午九点十五分。

岳飞直到现在，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他以前可没少思考，有宋一代到底最大的症结在哪里。

就是那些皇上，存心做坏事的真是不多，除了杀害岳飞的赵构以外,主流就是糊涂。

糊涂的基本概念是想做好事，却不知道什么是好事，把坏事当好事，结果越努力越坏事。

除了最坏的赵构，其次就是徽宗，他什么都会却不会当皇上的致命缺陷，导致他凡是以皇上名义做的事情，全都是对宋朝有害的坏事。

比如他信任六大奸佞，可能他是想管理宋朝国政，实际上六大奸贼干的都是祸害北宋。

比如他修建艮岳，兴起花石纲，有改变汴梁风水强大北宋的愿望，却让民众苦难太正，毁坏了北宋的根基

他支持的蔡京等人重启变法，试图解决三冗积弊，却成了各种问题更加严重的导火索。

其实各种问题的根源，岳飞认为，还是在最根本问题上的颠倒黑白。

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从根本上说，重新厘清，就是那些昏君奸臣在认识上不知道天理是什么，行为上都是反天理。

可以看看宋朝的皇室，从一开始就是违背天理，在赵构赵佶朝代，更加变本加厉的一条，就是认为地制造人与人之间的纷争。

他们不见得所有人都有意纷争,但是行为却都导致纷争，当然也有恶劣的皇帝和官员，他们就是有意搞纷争，比如那个元祐党人案。

这些人虽然人数不是太多，但是他们的能量却很大，可以主导朝政、甚至裹挟皇上。

当然，那些皇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据此摆脱自己的责任。

他们统治的时期，可以因为“为尊者隐”的原则，把责任都推到替罪羊身上，比如杀死岳飞，全都怪罪秦桧，可是那个杀害岳飞的圣旨，秦桧是不可能颁发出来的，那是赵构的独有的作为。

那个时候，为尊者隐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赵构还是好好当他的皇帝；可是现在没有必要再为他隐瞒什么东西了，相反他就是一個历史罪人，给宋朝给历史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深重灾难，必须认清他的真相和罪责。

具体罪恶就不说了，他也正是最大的悖逆天道的罪魁，当然还有赵佶,这对父子绑在一起。

岳飞的时代，也正好是这对父子当道的时代，所以岳飞尤其重视对这个时期的思考。

一个总的概念，两宋的灭亡就是在这个时代完成的，北宋亡在徽宗手里，南宋在赵构手里失去恢复旧有领土夺回中原的希望，因为他亲手扼杀了宋朝复兴唯一的希望——岳飞。

赵佶赵构这对父子之所以要对宋朝灭亡负责任，是因为他们二人将两宋的所有弊端都搞到极致，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制造了更加恶劣的弊端。

就说宋朝从根本上的自我阉割吧。

这个自我阉割，特指按照正常的设计发挥它们的应有机能，它本来应该强大和高效，这是它的正常技能，可是将这个正常机能在被阉割以后，就变得实力上的虚弱和效率上的拖沓，这就是为什么宋朝被形容为积贫积弱的由来。

积贫积弱并不是宋朝制度本身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那些昏君奸臣自我阉割以后造成的恶劣后果。

比如，宋朝的官员体制，拥有最庞大的官员人数，这些官员的集合体，等于集中最优秀的人才形成一个强大的人才库。

它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考取士的严格选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以及进入官场的监督和考核制度，都保证了宋朝的官员基数非常庞大，再加上进入官职队伍的其它渠道，这个数字就更大。

其实，封爵、荫补、功勋等渠道进入官员队伍的，虽然不是通过科考的十年寒窗空甚至一生苦读书，其实条件也是非常严格的，他们的水平可能比不上那些头三甲高材生，起码不会低于平均水平。

也就是说，这些积压在人才库里的最优秀的官员后备队伍，远远高于宋朝官场包括武政的实际需要。

如果作一个世界范围的概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朝的官员储备，可以满足全世界所有邦国管理上的需要。

既然如此，就不得不问那些皇室决策者，你推行这样的官员体制和相关的制度，到底想干什么？

如果你准备了十个人只需要一个人，而基本俸禄却要给所有人发放，因为你限定他们只有在那里空等、你的俸禄是他生活的唯一来源，这个三冗中的二冗，冗员和冗费如何能根除？

这里我们看到，三冗中的二冗冗员冗费是宋代皇帝造成的，是制度性的弊病，皇室自己不认识不改正，而且从根本上改正，即使累死小打小闹修修补补的王安石也解决不了，王安石最多能做到的，就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但是病根在心脏，他却束手无策。

而且他的对症下药，也是治标不治本，就是从扩大财政收入上人手，如果财富不增加，这个只能加剧矛盾；外加本来就矛盾重重的财富均衡问题，税负不合理问题，变法只能是火上浇油。

简单举例，平民百姓的税负已经到了最大限度，只要再加一根稻草，他就崩溃破产了，你如何能给他们增加税收依然让他们生存下去？谁都知道，他们如果不能生存下去，就是现有的赋税都不能保证了。

而对那些本来没有税负和税负比较轻的人，你如何让他们掏出更多的钱来？泛泛的税法条款根本不解决问题。

一种变法，还没有出笼，就知道它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发许多新的矛盾，解决这个问题和矛盾，哪怕是推行新的法规，都需要更多的官员和费用。

而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减少冗员冗费，你这样搞岂不是南辕北辙吗？

由此可见，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在官场上也是一样，皇上根本就错了，

只是稍微变化一下内容，就使得问题更加严重，就是一个皇帝昏庸，累死满朝大臣小臣的效果。

可见，如果想变法，其实不光变法，任何事情都一样，都必须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皇上的毫不动摇的支持。

第二，皇上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并且推行正确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皇上理解和遵循天理/天道。

遗憾的是，宋朝没有一个这样的皇上。

尤其是徽宗和高宗时期，在悖逆天理的方向上登峰造极，从来没有正常的皇帝走得如同他们那样远。

回到法规设计导致冗员冗费从而形成超级庞大的官员队伍这个问题上。

如果你认为这种弊端只是造成人浮于事财政入不敷出并到此为止，你就太天真了。

宋朝的水比这深多了，冗员冗费只是表层问题，当然冗军也和这个有关。

大家都知道，人一多，各种与人多相关的问题自然就会随之产生，官员多则尤其与众不同的特点。

比如一个县官空缺，那里有二十人有资格去当，随之出现的问题都有什么呢？